（原标题：“十四五”规划明确 延迟退休方向：弹性实施，就业托育需配套跟进）
研究多年的延迟退休方案，将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新进展。
日前，《“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第四十五章“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提出，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延迟退休的必要性何在？如何理解四点原则的具体含义？延迟退休方案落地后哪些工作需要配套跟进？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现代社会的进步也为延迟退休创造了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设立反就业年龄歧视法、适当下调养老保险单位及个人的缴费费率、为养育婴幼儿提供适当津贴以及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将是延迟退休改革之后需要跟进的配套政策措施。”
就受访专家的观点来看，“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推进的核心在于：衔接过往政策，通过对不同退休年龄的城乡、男女、职业人群区分“大小步”“快慢跑”，最终统一全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同时建立“早退扣减、晚退奖励”的弹性退休制，最大限度激活社会劳动力资源。
退休年龄总体偏低
“我国退休年龄总体偏低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游钧在2月26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到延迟退休改革的必要性。
游钧指出，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这一标准，一是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二是不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三是不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四是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董登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实施延迟退休方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渐沉重的养老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2019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5亿，这还不包括55岁退休的女干部和50岁退休的女职工，从养老的角度上看，这为社会带来了压力。”
董登新另称，现代社会的进步也为延迟退休创造了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科技的进步，尤其是智能设备以及互联网时代智慧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劳动环境的改善，也使人们工作的效率显著提升，为延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而人均寿命的延长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让我们的身心健康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说延迟退休年龄的社会环境也渐渐具备了。”董登新谈道。
小步快走、弹性退休
“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将在政策落地时怎样体现？
关于小步调整，人社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此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简单理解就是延迟退休改革不会“一步到位”，而是采取渐进式改革，用较小的幅度逐步实施到位，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节奏总体平缓。
“可以确定的是，改革前期，临近退休的人，只会延迟1个月或几个月，不会出现一下子晚退休几年的情况。对年轻人来说，延长的退休年龄幅度会大一些，但未来有很长的过渡期和适应期。”金维刚称。
实行弹性退休制，则可以探索在法定退休年龄基础上让劳动者自行决定退休时间。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退休时间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是两个概念，在弹性实施的过程中应分头考虑。
董克用表示，在制定法定退休年龄方面，除公职人员需要遵从硬性规定外，对于从事重体力劳动、有毒有害工种的劳动者应给予政策倾斜。在此基础上，何时退休的选择权可以交由个人决定，工龄较长者可以选择早退休，而从事脑力劳动或受教育时限长的人员可以选择迟退休。相应地，应出台全额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早于此年龄退休的，可以按比例减少其领取金额；迟于此年龄退休的，可以按比例增加金额，保证劳动者在缴费时“多缴多得”，领取时“早减晚增”。
而分类推进，则是为了让改革与现有政策完成平稳过渡与衔接。董登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是碎片化的，性别、地区、从业身份间都有差异。为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可以探索渐进式地推进差异化人群的退休年龄。
“具体而言，对于现在50岁退休的女工人而言，她们可能要‘小步快走’，推进的步伐要快一些；而对于60岁退休的男性职工及城乡居民而言，他们延迟退休的节奏则要放缓一些，等待目前退休年龄较小的群体跟上来。这样在若干年后实现碎片化退休年龄制度的大统一。”董登新说道。
配套措施需要跟进
“统筹兼顾”则意味着相关的配套措施需要配合延迟退休政策落地。金维刚此前指出，延迟退休不能“单兵突进”。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非常多，需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董登新表示，设立反就业年龄歧视法、适当下调养老保险单位及个人的缴费费率、为养育婴幼儿提供适当津贴以及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措施，需要及时跟进。
此前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曾表示，当前部分企业在招工过程中，或将“35岁”作为一个年龄门槛，拒绝录用大龄从业人员。董登新就此提出，应参照发达国家经验，设立《反就业年龄歧视法》，从法制上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并使其劳动的连续性、连贯性不受明显的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提出，号召企业发扬社会责任、对企业进行财税补贴、对从业者进行就业培训等也是化解人们对于“35岁门槛”担忧的有力举措。
董登新另指出，延迟退休意味着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也在延长，因此单位和个人缴费的费率要适度减少：“现行16%的单位缴费费率可以往12%的方向来降，至于8%的个人缴费费率是否有下调的空间，还需进一步论证。”
延迟退休政策还可能对家庭抚养后辈带来一定压力。此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是所有家庭都请得起保姆，很多年轻人是依靠父母辈来带小孩。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应结合‘一老一小’通盘考虑。”
董登新据此表示，针对0-3岁婴儿的养育，可为家庭发放适当津贴；而对于3岁至学龄前的幼儿，可以通过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的方式降低家庭育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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